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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马官员忏悔录
发布日期:2019-10-21 20:28   来源:未知   阅读:

  这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原台长史联文在忏悔中的一句切肤体会,他说:“一个人的权力太大了,独断专横,他就会运用权力为自己所用,党和人民的利益就被放弃了,失去了宗旨就失去了方向。”

  3月18日,史联文的忏悔书通过中纪委监察部网站第二期《忏悔录》公开后,引发了外界关注。《忏悔录》专栏于2月25日开通,以“沉重的忏悔,深刻的警醒”为标语,首期刊登了《变了味的“奖金”徐州市政协原副主席张引受贿案透视》专栏。

  据新华社1月29日受权播发的十八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工作报告,2015年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任务清单”中,“学习党章”“写忏悔录”就是其中一条。

  类似的语调在张引的忏悔中也有体现。他在忏悔中感叹:“我无数次身坠悔恨的海洋,纵然是沉入海底,又怎一个悔字啊。”

  记者查阅数十份落马官员忏悔录发现,“忏悔”与“自责”是多数人都会发出的感慨。如,河南省十届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王有杰忏悔:“经过党组织、司法机关的教育和挽救,经过自己沉痛的反思、悔悟,现在我清醒和理智了许多。”

  辽宁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宋勇忏悔:“我的心情是悔恨交加,三肖必中一肖!而且我的这种悔恨交加,是没有任何宿命结论的真悔真恨,是触及灵魂的痛恨。”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原副主任、国家能源局原局长刘铁男忏悔时表示:“我始终都处在沉痛地忏悔和自责中。”

  这一类话语背后又经常辅以“我辜负了组织的信任”“我对不起人民”的感慨。如南京市原市长季建业在忏悔中表示:“对不起党、对不起家人、对不起培养我的领导。”

  尽管如此,忏悔的方式却各有不同。有的忏悔书会交代自己出身贫苦,总结如何从一个贫苦出身的孩子到当官后腐化的堕落过程。如,江西省原副省长胡长清、四川省宜宾市原副市长陈光礼等。

  有的坦言自己害怕的心理,经常做噩梦。如四川省乐山市委原副书记袁俊维表示:“随着收受贿赂次数的增多,数额的增大,自己也曾感到害怕,心理压力与日俱增,经常晚上睡不着觉。”

  忏悔中也有忏而不悔的,并未认真反省腐败行为。如,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原局长郑筱萸在忏悔书中说:“从我被判死刑这件事上,彻底地看出了中央反腐败的决心。”安徽省原副省长王怀忠也说:“看来这次中央反腐败是动真的了,我的死刑再一次证明了中央反腐败的决心。”

  有的忏悔书却干脆走起了形式主义。安徽省能源集团有限公司原党委书记、总经理张绍仓因贪污、受贿被依法惩处,在对其进行法庭审理过程中,张绍仓含泪念了自己写的长达4页的忏悔书。但是却被发现,他的悔过书竟然与四川省成都市龙泉驿区原区委常委朱福忠的悔过书雷同。

  对此,北京市反腐倡廉法制教育基地管理中心调研员徐苏林表示,涉嫌抄袭的忏悔书折射出这些官员受形式主义的影响之深。

  “连忏悔书都要抄袭借鉴别人的作品,大讲官话套话,可见其平时的官僚表现到了何种程度。”徐苏林认为,涉嫌抄袭的忏悔书说明贪官缺乏诚心,根本没有忏悔。

  一方面,忏悔书帮助落马官员深刻地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另一方面,也可以作为教育的材料,起到威慑其他官员的作用,对预防腐败有一定作用。

  有的官员因为腐败受到法律惩罚时的心态,往往不是悔恨、自责,而是抱怨自己倒霉;不是感觉对不起党的培养和组织的信任,而是想着如何能够减轻罪责。

  针对这种现象,中纪委提出“一些党员干部顶风违纪,落马后还对抗组织审查的现象”。因此,中纪委全会公报要求被立案审查的党员干部要写忏悔录。

  写忏悔书的目的,六合财富高手坛是要让贪官“对照自己理想信念的动摇和违纪违法的事实,写出忏悔录,自悔自新,警示他人。”中纪委全会工作报告提出。

  事实上,近些年来,不断有一些地方政府将职务犯罪案件当事官员的“忏悔书”等编制成册,分发给干部传阅,作为反腐倡廉的“反面教材”。

  史联文回忆,当记者时,史联文获得了新闻界最高荣誉奖“长江奖”,还获得“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当部门主任时,他获得国务院特殊津贴,而且是终身的荣誉;当台长时,还是新闻界公认的十大领军人物。

  一个优秀的新闻工作者是如何沦为阶下囚的?反思数日,史联文得出结论:“一个人的权力太大了,独断专横,他就会运用权力为自己所用,党和人民的利益就被放弃了,失去了宗旨就失去了方向。”

  忏悔的一个重要内容,是找自己走向贪腐道路的原因。从众多忏悔书中可见,落马官员在悔过书中总结的原因包括放松了政治理论学习、长期不能接受监督、忽视了世界观改造、没有加强廉政修养等等。

  史联文在反省自己走向贪腐道路时表示,“急功见礼者”“利益追求者”和周边人的奉承、吹捧、虚伪的殷勤和低尊,让你身不由己地陷入他们设计的泥潭之中。

  总结贪腐教训,史联文为在职官员提出警示:绝不能任人唯亲,少与商人打交道,要注意表面谦和的圆滑人,谨慎地与你身旁的人保持距离。

  史联文提出的警示,是一个普遍性的“经验总结”。众多忏悔书中,“朋友圈”出了问题是官员走向腐败的重要原因。

  如南京市原市长季建业在忏悔中提出:“回过头来看,我的主要问题发生在一个20多年的朋友圈。在交往中失去了底线,不讲原则;失去了界线,不分彼此;失去了防线,不加防范。”

  有一些忏悔书中的话较为深刻,引人深思。如江苏省海门市临江新区管委会原副主任江彪忏悔:“他们把给我送钱送物看作一种投资、一种交易。接受了这些钱物之后,我在他们心目中的地位、威信、人格就会急剧下降。”

  在这些公开忏悔中,“我是农民的儿子”成为不少官员喜欢用的。如,郴州市原市委书记李大伦在忏悔书中写道:“我是农民的儿子,一步一步成长为州委、市委书记,却落到锒铛入狱的境地,心中悔恨万分、肝肠欲断。”

  铁道部运输局原副局长兼营运部主任苏顺虎在法庭最后陈述阶段,哭诉自己出生于贫困的农民家庭,兄弟8个有6人夭折,父母常年患病,学习用具都是靠自己捡破烂儿换来的。

  有一类忏悔书,开头往往是先进行自我检讨,找客观原因,尽量把责任推干净,主要写自己出于无奈而走上贪污之路。

  有的贪官是为求从轻处罚,才写下“悔过书”,在忏悔书中不忘为自己辩解。如重庆市司法局原局长文强在其悔过书中就写道,看到比自己资历短、业务又不熟悉,甚至还是自己过去“下级”甚至“下下级”的人,提拔到与他同一级的职务,甚至更高的职务后,“思想上不能正确对待,产生不满情绪,升官不成,就乱用权”

  有的悔过书中不忘自我表扬一番。重庆市忠县原副县长王开健在法庭上,掏出事先准备好的“悔过书”,声泪俱下进行了“忏悔”,着重强调了自己是个“好官”,后称自己妻子长期患病,治疗花了不少钱,且随着年龄的增大,家庭对钱的需求的增长,开始“碍于情面”收下了一些“朋友”送来的钱。

  有人对落马官员忏悔书的文本进行了研究,把忏悔书分为“出身贫苦型”“腐败害怕型”“未受监督型”“迷失方向型”“细数功劳型”等类型。

  忏悔书的“格式化”,导致了近年来公众对“悔过书”的真正价值存在着一些质疑。有人认为这是落马官员用来“自我表演”的“道具”,甚至有人称这一类忏悔书为“贪官廉价的表白”。

  对于落马官员煽情的忏悔,全国公正执法的楷模、北京市检察院第一分院原检察长方工表示:“难以相信。”

  “办案人员应当秉承理性态度,始终坚持用法治思维来对待这些忏悔,严格根据犯罪事实本身定罪量刑,不能被一些假象所迷惑。”方工说。

  实际上,众多忏悔书中提到的畸形的政商关系、长期失效的外部监督、模糊的规则与法律边界等腐败原因都与制度有关。

  就此,有评论指出,这就需要切实地完善监督机制,从打造严密的监督栅栏开始,才能彻底遏制住贪官的贪念。

  “如果监督程序难以控制权力出轨者,制度不能有效遏制人性恶欲,一纸忏悔书是打动不了那些问题官员的。”评论指出,“要真正反腐败,就必须靠制度,必须靠严格执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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